冒充成城堡的仓库不多,而其中一间,宾夕法尼亚州道尔斯顿的莫瑟博物馆,无疑是规模最大的之一。

那座博物馆有一百呎高,有常见于少年感化院或小孩堆的沙堡的平坦表面和方形塔楼,完全用混凝土浇灌建成。它是在一九○○年代由名叫亨利.莫瑟(Henry Mercer,美国建筑师)的怪人所建,部分是为混凝土做广告,部分拿来存放他举世无双的工具收藏 ── 那些工具在美国工业化之后便派不上用场。

莫瑟走遍变迁世界中的车库和拍卖会,把每一种你想得到的补鞋匠鞋楦、苹果榨汁机和铁匠的风箱带回巴克斯县,还有一艘连鱼叉都齐备的捕鲸艇。在博物馆最高的那座塔楼里,你会看到一座活板门式的绞刑架和一部马拉的灵车。数十部手工雕刻的雪橇和摇篮,则被乱七八糟地钉在七楼天井的混凝土圆顶天花板上。

莫瑟博物馆可以是个严寒的地方。我最近一次是在十二月的下午造访,将近参观完毕时,我完全聚精会神于一楼的展品,因为一楼有暖气。而在那里,大出我意料的是,我看到我的电话机,被放在贴有「过时技术」标籤的玻璃柜里。

我的电话是AT&T转盘拨号式黑色基本款,一开始是一九八二年向当时的新英格兰贝尔电话公司承租,两年后,在「贝尔妈妈」解体的混乱中,我把它买了下来(印象中好像没付钱)。莫瑟那支跟我的一模一样的机器,被搁在一堆八轨磁带上,看来不太安稳。这种配对立刻让我感伤起来。

八轨磁带是最多人拿来比喻废弃物的老哏之一,散发着雷康尼夫(Ray Conniff,美国音乐人)和粗条纹灯芯绒的恶臭。反观转盘式电话,它仍骄傲地在我的客厅服勤。如果你想跟我谈现代 ──不久前我才用它向408区码(指加州圣荷西、圣塔卡拉拉)订了电脑周边设备。

莫瑟的展示是明显的挑衅。我愈试着不去想它,就愈觉得自己被指控。

例如,我发现自己得花很大力气,才能忽视我有进卧房拨打按键式电话的事实 ── 现在我要查帐户结余、班机资讯和火车时刻都要靠它。我发现,憎恨把转盘电话贬为次级品的语音系统(请稍候由接线生为您服务)也很费劲。简单地说,我察觉到相互依存的情况。我的转盘式电话已失去应付现代生活的能力,但我继续为其掩护,甚至放在楼下展示,因为我爱它,且害怕改变。

它也不是唯一一件我以这种方式保护的事物。我突然发现,我有一整套功能失调家族的过时机器。

我的电视机是一个笨重的旧东西,除非当天线用的延长线直接接触我的皮肤,不然萤幕就只会有「雪花」。为帮助我的电视取得画面,我已经用姆指和食指捏住尖锐的铜线不下数百小时,我常在想,还有比这阴森的相互依存吗?

至于卡式录放影机,碰巧,与我偕行参观莫瑟博物馆的那个朋友,前一晚踏出从洛杉矶飞来的班机时,手上的塑胶购物袋里就装着一部卡式录放影机。他把它送给我,以免我一直叨念自己没有。

我仍在叨念我没有CD播放器,也假装没有CD。但一年多来,我一直发现自己在朋友家里,在借来的公寓里,甚至在艺术家聚集的图书馆,偷偷把只发行CD的出版品转拷成卡带。然后我会拿去卡式录放音机播放,忘记它们从何而来 ── 直到我需要再转拷另一张CD为止;这是相互依存所促成、可悲的反覆动作之一。

在那个寒冷的十二月下午,莫瑟博物馆的展览就像现代世界赏我的一巴掌:你该长大了。该让转盘电话退休了,是该记起改变有益健康的时候了,接受必然发生的事是健康的。如果你不当一回事,三十五岁就很老、很老了。

但事隔数个月写这篇文章时,我的转盘式电话还在服役。

我把器具的过时看作一种性格缺陷,我,就像瘾者的配偶,会尽力弥补。事实是,那种缺陷,那种疾病,是我与生俱来。过时,是我自己过时。它直接衍生自我以何维生和不以何维生。

我之所以留着转盘式电话有两个原因,而这两个原因的根本,都是我过着小说作家的生活。

原因一,较明显的一个,是虽然电话很便宜,却不是免费。一位年轻艺术家通常只能赚到四位数的收入,不得不节俭度日。如果严肃小说的读者呈倍数成长,让我可以腾出一百二十九元买CD播放器,我会很高兴。但有谁真的认为,人们会突然开始阅读较文学的小说呢?

在他们爱读小说,以及太阳打西边出来之前,我就是两个过时得无可救药的价值系统的实际继承人:我父母的世代,即经济大萧条年代的俭约,以及我两个哥哥的世代,即六○年代的激进主义。

六○年代的民众天真得纳闷:「我为什幺要工作一整个星期,然后把更多消费金额投入一个腐败和无人性的系统?」这不是一个现在你仍时常听到的问题,大概只有工作时间长而漫不经心的艺术家和作家会问。而且,就连我们也觉得俭约造成的过时,不特别受欢迎。

在《布丽姬的笔记》(The Notebooks of Malte Laurids Brigge)这本书中,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比较了诗人的发展和威尼斯的历史。他形容威尼斯是个无中生有的城市,在「森林沉没后的空地发愤图强」,是「坚强的身体,为生活脱衣」,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却拿它贫穷的盐和玻璃交换诸国的财富」。

里尔克自己是游手好闲的典範,无所不用其极逃避受雇赚钱的楷模,但他在协助塑造我的文学理念,以及我对年轻作家应如何实现文学的想法上,厥功甚伟。

小说,我相信就是将经验的浮渣转变为语言的黄金。小说意味着捡起被世界遗弃路边的垃圾,将它化为美好的事物。

虽然我深受里尔克影响,但我的模式也带有美国风味。

在一个致力开发天然大陆资源的国度,经济发展的引擎造成威力惊人的反流,彻底粉碎、又以庞大的产业规模重组梦想,剥去又搅动各式各样人类与物质的岩屑。

强壮的主流队长(虚构的赛拉斯.拉帕姆Silas Lapham、乔治.巴比特George Babbitt、汤姆.布坎南Tom Buchanan、雷克托.布朗Recktall Brown)被资本雄厚的企业可靠地形容为「谜样」,因此你不得不断定这些男人就是肤浅。美国小说真正令人难忘的人物,从巴托比(Bartleby)、弗雷姆.斯诺普斯(Flem Snopes)到奥迪芭.马斯(Oedipa Maas)和隐形人(Invisible Man),似乎都住在泥泞的荒郊野外,有一堆橘黄色破条板箱、青蝇嗡嗡作响的地方。

我像个新几内亚人(据说他们分辨不出照片与被拍摄的实体),将人生第三个十年花在彻底搜查杂物堆、垃圾车和焚化室,试着让我的人生成为我艺术更完美的象徵。带着搜括来的战利品(雪铲、坏掉的耙头、落地灯、还养得活的圣诞红、铝製厨具)得意洋洋地回家,一如打出最后的定稿,都是小说写作的一部分。一部旧电话既是家中的装备,也是叙事里的角色。

节俭,无论字面上或比喻,都是转盘式电话还在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按键式电话令我反感。我不喜欢它了无生气的铃声、它形象鲜明的特徵、它老气的设计,还有称霸后志得意满的样子。

很长一段时间,类似这样的抗拒似乎颇有用处,至少没有害处。但有天我一觉醒来,却发现我已经被每一个人狠狠抛在后头。有天,俭约的美德和简朴的理想终究石化成毫无效果、纯粹浪费时间的执着。有天,市场的祭品不再是转盘式电话或黑胶唱片那种不重要的东西,而是对我来说攸关生死的物事,例如文学小说。有天在莫瑟博物馆,被极其草率堆在八轨磁带上的不再是我的电话,而是我也有的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加迪斯和欧康纳的书(标着「过时技术」,或者「市场评判」),一如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有天我去参观莫瑟,然后隔天忧郁地醒来。

顺应现实是健康的。既然知道好比普鲁斯特和福克纳写的小说气数已尽,那幺,要自己对打了胜仗的科技感兴趣,为自己在新资讯秩序中创造利基,抛弃、然后忘记文学现代主义的价值和方法(毕竟较年长的读者已经烦乱、沮丧到无法欣赏你的作品,而年轻读者既是由电视抚养长大、接受身分政治的新正统和读者至上文本次之的教育,对你的作品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也是健康的。

不再费尽心力做那种或许能取悦少数备受压力的同侪,却将不安或怨恨灌输给準读者的吃力工作,进而引发自己的溃疡或偏头痛,是健康的。当你骨头快要散了的时候认输求饶,也是健康的。

显然几乎同样有益健康的事还有:为了过生活,把死亡抛诸脑后,勉强接受(进而参与)你身为作家遭边缘化的事实;接受读者无可避免地萎缩、与出版集团的关係一天天变差,退回大学特别为作家在较宽鬆的英文系领地内提供的「隔离病房」(要不然,愈来愈多日益凶残的职业作家会吞食创作作家维生)。

健康,是放宽你的标準,说五年前你或许认为「还算像样但不特别」的事「很棒」。健康,是当你发现你的创作课毕业生不会分「lie」和「lay」,且没读过珍.奥斯汀时,你不发怒也不激动,就咬紧牙关,继续教你非教不可、虚掷光阴的课。不要担心这些就更健康了── 在讨论会上点头、微笑,别招惹谁,让学生自己从Merchant & Ivory电影公司拍的片子里认识奥斯汀。

我用「健康」形容上述种种对于过时这种「死刑」的回应,不是完全出于嘲讽。我是真的在谈论健康。有意识的痛苦、明白的痛苦,紧跟着我们获得的资讯而来── 我们的星球每况愈下、我们的政治体系有问题、我们的社会不文明、我们的国库已经破产,还有,我国有五分之一、世界有五分之四的民众不像我们这幺富裕的不公。

以往,由于宗教挽不住教育阶层,作家和其他艺术家得多费心力减轻众人的负担,自愿扛起一些痛苦的认知,来交换一次成名或不朽(或者他们只是别无选择,天性如此)。这份契约从不百分之百牢靠,但通常有若干可行性。眼光敏锐的男性和女性挺身管理我们心中的不满。他们攫取世界的恐惧、丑恶和常见的不洁,再当成礼物回赠大众;也许是愤怒,也许是伤感的作品,但一定是美的杰作。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个科技社会,无论它如何裨益上半阶层的健康财富,我们都很难证明:技术,或他的连体孪生兄弟(即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对解决「人都会死」和世界不公的老问题都没有太多贡献。而且,他们已经创造、加重或至少明显无法解决那一大堆让好思考的人们苦不堪言的焦虑。事情很清楚,创造出许多沃尔玛和便宜洗碗机的科技消费经济,赢得的认同分数将远高于昔日苏联那种没有许多沃尔玛和便宜洗碗机的体制。

但为什幺文化非得劣币驱逐良币呢?为什幺以前爱看书的人,现在改租录影带?为什幺从来不看书也从来不买古典音乐唱片的家庭,会突然对光碟版趋之若鹜?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很眼熟。电视和其他现代科技讨人欢心、不花力气;它促成被动、鼓励被动;既然是法人企业,它就不需负担个人才能得承受的恼人顾忌与複杂。但更深一层的答案是:一份新的契约建立了。我们已经同意让科技照顾我们。科技承接了医学的角色 ── 一旦无法治疗,便转而设法减轻痛苦。

于是在我们的社会,认知的痛苦只增不减(因为社会愈来愈野蛮、愈来愈失控,未来愈来愈难想像,以及更重要的,每一个令人担心的意识与其他类似的意识愈来愈疏离);社会已对诸如《圣经》、《卡拉马佐夫兄弟》、贝多芬、马谛斯等为人性而非科学技术设计的架构,施加难以负荷之重。

另外,既然公众与艺术之间的关係从未真正和谐,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幺一大部分人口不再等待天才作家和艺术家提出更适合的作品,反倒在科技透过电视、流行文化和无数小机件等形式提供的强大麻醉剂中寻求慰藉,就算那些麻醉剂会害人上瘾,且长期而言只会让社会问题更糟。

这些麻醉剂愈受欢迎,社会就愈接受民众使用它们。虽然这事尚未真正发生,虽然坊间还是有些书有人看,也得到不少客套奉承,但此刻我们这些写作者已轻易预见那一天的到来:老一代读者累了,却没有新一代顶上来,我们的读者将只剩下我们自己。这就是认知痛苦的来源。痛苦是真的,承受这个知识的重担也是真的。

姑且看看社会与艺术的契约废除时所发生的事。我们先把大多数、继之是全部的读者输给了电视和它同样讨喜的表兄弟。我们不怪读者变节,我们知道不得不保持清醒很痛,我们了解麻醉自己、向最新时尚感之类的东西取暖的必要。但失去读者让我们更感孤寂,孤寂让知识的负担更沉重。之后,对健康的需求开始向我们索取权利,需索愈来愈多。

他们否认文学受到威胁。他们与新科技讲和。他们认为那有趣极了。他们轻易接受这个概念:如果有无限多的选择对市场是好事,对阅读经验也一定好。他们觉得,说服自己像市场坚决要求的那样,努力取悦读者,让他们如释重负,卸下千万重担!他们开始接受企业文化提供的「人物」(各种甘迺迪、阿诺史瓦辛格),叙述他们的故事。他们自称为后现代主义者,想像着是自己在利用现存体制,而非被体制利用。他们据理而论,说这些「人物」比你创造的一切都要有趣,何况,在一个「沙发马铃薯」的国度,要想像有趣的生活愈来愈难。

而我们当中仍有一小撮核心份子,打从心里无法哄骗自己,去认同科技的「文化」绝非恶性毒品。我们觉得自己非常珍贵。而显露出那种恶性的作品,以及试图取回若干洞察力、重新呈现社会人心的作品(这些作品都被留给我们),伴随着了解这样的作品有多重要的痛苦。到某个时刻,这个担子会重得令人不胜负荷。

每当你看到一个朋友不再读书,读到另一个兴高采烈的年轻作家以书的形式做电视,它便成为折磨。你变忧郁了。然后你看到科技可以为忧郁的人做什幺,可以让他们不再忧郁,可以带给他们健康。而就在这一刻,我发现自己—环顾四周,看到(或看似)每一个人找到健康。他们喜欢他们的电视、小孩,不会过度忧虑。他们服下百忧解就不忧郁了。他们对彼此彬彬有礼,发出不忧郁的笑。他们用十足谜样的眼神看着我,让我开始怀疑自己。在我看来,我似乎对健康深恶痛绝。距离要求开处方笺,我只有一个电话号码的距离……

好了,我为集成这篇文章而捡回的断简残编到此为止。这篇未完成的文章,是两年前我独自一人且没办法写小说时写的,那时我几乎连报纸都没办法读,那些报导让我非常低落。两年来世界没改变太多,但我觉得自己好像发生巨变。天晓得我能否归纳自己的经验。我只知道,写出上述片段后,我放弃了。很乾脆地放弃了。无论要我付出多少代价,我都不想再不快乐下去了。所以我不再试图当正牌全职作家。早上爬得起床,是我仅有的愿望。

然后,我好像开始记得事情了。我记得小时候在星期六我会花很长时间,用力从一堆又一堆父亲在地下室拆掉的镶板里拔出生鏽的钉子。我记得我拿铁鎚在父亲捡回来做铁砧的一块铁上,把钉子敲直,然后看着父亲再利用那些钉子给他自己盖一间小工厂,并重新安装地下室的镶板。我记得我青少年时很崇拜哥哥汤姆,七○年代他曾在芝加哥担任前卫电影製片,还从已不存在的麦克斯威尔街市捡回工具和材料,在皮尔森整修了一间公寓。

汤姆有两部老旧的福斯Karmann Ghia车,很烂的黄色那部是我们另一个兄弟鲍伯在医学院毕业、买了爱快罗密欧之后过给他的,更烂的蓝色那部则花了汤姆一百五十美元。他常挖东补西,拆取其中一部的零件给另一部使用,这非常花时间。

我搭他车的那天,黄车引擎故障、寿终正寝;同一天,蓝车车盖在丹莱恩高速公路猛然掀起,遮住挡风玻璃,害我们差点撞车。我听起来很怀旧吗?并没有。

我不嚮往回到那些日子,因为我清楚记得我曾希望去世界不知名的地方,结果却站在汤姆身边,站在消音器和排气管散落的路肩,看汤姆在芝加哥的寒冬中,用冻僵的手指把Ghia的车盖装回去。我知道那时我很快乐,所以我可以回想那些日子,但不怀念。那些事发生时我在现场,那就够了。

我从大学时代开始认真写作,当时我用的是笨重的黑色Remington打字机,它在书桌上耸立近一呎高,跟小型冷气机一般重,我得用尽手腕的力气才能操作。后来,我用两部可携式的Silver-Reed(一九八○年卖五十美元,到了一九八五年仍只卖六十九美元)写了我第一本小说和第二本的一半。它们故障,我就修理。在多本杂誌附拒绝信退回五篇短篇故事的那个星期,我顺利拿牙线代替尼龙绳,维持滑动架的支撑力,堪称一大顺利。

后来,为了打出乾净的草稿,我和妻子共用一部四十磅重的电子Smith-Corona(打字机的牌子)。我们的老雪佛兰是好天气非常死忠的朋友,但Smith-Corona 每次故障,外面似乎都在下雪。在八○年代初的波士顿,雪会积成堆,全身包得跟农夫一样的我和妻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半拉半扛地把Smith-Corona送到哈佛书店。

书店最里面住着一位巴伦坡先生。我从没跟他打过照面,但常讲电话。他声音很粗,你听得出来他正忙着用机油。巴伦坡不喜欢人家花大钱修理,我喜欢他这点。曾经,在一个天空过早变靛青色的波士顿黄昏,他打电话告诉我Smith-Corona马达的机轴坏了,马达得花五十美元更换。显然他很不想告诉我那件事。过了一两个小时,夜幕已然低垂后,他又打电话给我。「我修好了!」他大叫:「我黏好了,我把机轴用环氧树脂黏回马达上了!」记忆中,那次服务他收了我十八美金。

一九八九年我买了我的第一台电脑,Amdek 製造的一个嘈杂的金属箱,有白纸色的VGA萤幕。遵循有益身心的相互依存模式,我开始欣赏Amdek风扇嗡嗡叫的噪音。我告诉自己,我喜欢它掩盖了街上和其他公寓来的噪音。

但在我重度使用两年后,Amdek又进化出新的摩擦般的尖叫,声音似乎会随着空气相对湿度的兴衰而起落(这点我从未确认过)。我的第一个解决之道是在闷热的天气里戴耳塞。耳塞戴了六个月后,由于尖叫声愈来愈持久,我便拆掉电脑的金属框,凑近耳朵,乱动乱戳,尖叫声就莫名停止了。所以一连几天,我都用一台没盖子的、主机板和五彩缤纷的金属线外露的机器写作。当尖叫声又回来,我发现只要对控制硬碟的印刷电路板施加压力,就可以让声音停止。有个地方可以让我插入一枝铅笔,而如果我用橡皮筋把铅笔绑起来、做成力矩,就可以保持住矫正用的力道。电脑的外壳,当我把它摆回去时已经无法密合;我无意中剥掉了一根螺丝的螺纹,只好任凭外壳的一角频频拍动。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不够富裕的人都要学习应付孱弱的设备,而有些人就是比他人徒劳。但我珍惜那些用半毁机器写文章的回忆,不单是因为它们能证实我的本性。对我来说,那部破旧但仍堪用的Amdek的形象,也是美国长久破烂的形象。过时,是我国癡恋科技的主产品。

我现在相信:过时不是幽暗,而是一种美;不是毁灭,而是救赎。科技发展的脚步愈轻率,产生的废弃岩屑就愈多。而岩屑不只是有形物质,它是愤怒的宗教、复甦的反文化意识型态、新出现的无业者,以及永远无法就业者。这些都向小说作家保证:他们永远不会孤单。无可避免的过时就是我们的遗爱。

靠想像力创作基本上是业余的,是搜遍垃圾堆的寂寞人,而非技艺高超、装配娱乐的团队。我们美国人很幸运,活在一个满是垃圾的美妙世界。我住在慕尼黑的时候,曾从一个人行道的工地偷了两颗鹅卵石。我打算用报纸把它包起来,做成书挡。那是个星期六下午,街道空空蕩蕩,但我的窃行感觉像犯了重罪,让我一手握着一颗石头连跑好几个街区,确定平安才停下,至今仍觉得那个国家正用严厉的眼神盯着我。

但在我现在居住的纽约,垃圾车简直在邀请我偷取他们有用的砖块和木材。街友跟我同样热爱午夜街灯下的路边垃圾堆。凌晨时分,他们会在雷辛顿街和八十六街转角的骯髒被子上摊开他们发现的东西,拿来路不明的时钟收音机交换有缺口的玻璃球形门把。「使用」与「废弃」就像含水土层,消费性商品从中渗出,摆脱大量生产的汙点,以历史物资的姿态出现。

把美国作家对科技消费主义的抗拒(不幸地,这种抗拒多半表现为经济困顿的形式),想像成某种政治反抗的替代品,是挺诱人的念头。

不久前,我之前大学创作班的一位学生来看我,我带他去家附近走走。杰夫是个造诣深厚、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热爱品琼对科技和资本主义的批评,在追求英文博士学位和尝试写小说之间摇摆不定。我在散步时大声责骂他。我说,小说是避难所,不是仲介商。然后我们经过一个可口的垃圾堆,我从中抽出一张溅了油漆和灰泥、座位坏掉的木椅,又找到一块两吋乘四吋的木材,把较大片的灰泥敲掉。这是卑贱的工作。杰夫说:「如果我写小说,我的人生就会像这样吗?」

长年忧郁下来,我已经不在乎我的话听来对自己有多宽容。我说我在意的是「解救」,我可能买得起新椅子,但属意过捡破烂与再生的日子,是我个人的选择。

拿海绵帮它擦澡,从弃置路边的五斗柜抽屉取出一片坚固的梣木胶合板,拿八根捡来的螺丝钉将胶合板固定在座位底下,用黑色奇异笔遮盖泼到的白漆—那张椅子就是那样救起来的。

原文写于1996年。

「捡破烂」的伟大美国小说家:我为何还留着转盘式电话

书籍介绍:

二十世纪以来,24小时发声的大众媒体、无远弗届的网际网路逐渐无缝渗透所有人的思考路径、影响大家的生活选择,让大家自动变成「一样」,社会在无形中失去多元活力,失去独立思考的力量。

《如何独处》中的13篇文章,是法兰岑不同于世俗声音、展现「异议」的纪录,是他对自我人生境遇、对政治社会掷地有声的反思与见解。

被《时代》杂誌誉为「伟大的美国小说家」的强纳森‧法兰岑,再一次展现文学家的光芒。

作者介绍:强纳森‧法兰岑(Johnathan Franzen)

1959年出生,美国小说家、散文作家,《纽约客》撰稿人。1996年,37岁、已经出版过两本小说的法兰岑在《哈泼》(Harper’s)杂誌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偶尔作梦 —— 在影像世纪还写小说的一个原因〉的随笔,表达其对文学现况的惋惜,引起众多瞩目。他的第三部小说《修正》(2001)出版后好评如潮,法兰岑凭此书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及2002年美国普利兹奖提名。2010年8月底出版第四本小说《自由》,登上《时代》(Time)杂誌封面,被誉为「伟大的美国小说家」。

法兰岑文集《如何独处》讲座活动讯息:

题目:独处的力量 ── 在这个人人拥有萤幕的时代,我们还会独处吗?
时间:(日)15:00-16:30
对谈人:詹宏志vs.杨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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